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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家庭带来的伤口，终都在时光中愈合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经或正在受着父母的家庭暴力、精神虐待甚至猥亵等伤害，因而聚集到一起，组建了“父母皆祸害”豆瓣小组。这个小组一度拥有10多万成员，但在引起舆论关注之后，现在已经被雪藏许久。 外面的人再也进不去，里面的人彼此取暖，还有一些人在结婚生子后，选择与父母和解。此时，距离小组成立已有11年之久。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至亲之间也会互相伤害，甚至伤口之深，久久难以愈合。那些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出现的情节，在小组里随手可拾。隐藏在ID之后的，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狗十三》里的李玩，也可能是被嫌弃了一生的松子。 “父母皆祸害”小组中的案例，也许有些极端，但代际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却普遍地存在于大多数家庭中。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家庭共同面临的难题。 但是，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公开讨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意味着两代人的诉求都能被正视，两代人的人生都有可能被理解，并且也只有在开诚布公的沟通中，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而在过去，我们一度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老子打儿子有什么错”，一度过于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而忽略了子女本身也是独立个体，也有自己的思想。似乎无论父母做了什么，子女都只能逆来顺受，不能有半点怨言。 的权威必然带来亲子关系的紧张和对抗，即使在封建皇权时代也不例外。被贾政打了板子的贾宝玉并没有从此扭转了心性，只是在贾政面前表现得更为顺从而已，但在背地里，仍然相信着自己那一套“歪理邪说”。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平等观念的普及，封建大家长式的权威更是失去了合理性，与现代意识处处龃龉。 即使是深爱着孩子的父母，也未必能处理好亲子关系。由于父母和子女之间天然的依附关系，一些家长甚至以“为了孩子好”之名，做着伤害孩子的事情。电击治疗网瘾、放弃义务教育将孩子送进无资质培训班等新闻，层出不穷，令人唏嘘。 实际上，父母也是人，而且是有着种种缺点和弱点的普通人。认识到这一点，对父母和子女双方都是解脱。从父母一方来说，卸下“永远正确”的重担，正视自己的缺陷，才可以既不必为自己的错误文过饰非，也不必为自己的过失焦虑不安，即使在下一代面前，也能坦然地承认“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种从容的生活态度将很大程度上舒缓与子女的紧张关系，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从子女一方来说，认识到父母是个普通人，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处境，看清他们生活的难题，才有可能设身处地地理解父母，从而化解生活中的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式的和稀泥。必须承认，当父母还是“家长”的时候，父母应该为亲子关系中的问题负主要责任；而当孩子成为新一代“家长”之后，年轻一代应该主动背负起更多责任。 这几年来，“原生家庭”这个社会学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命运并不是完全由原生家庭决定的。尤其是成年以后，一个人完全有能力走出家庭的阴影，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而在这个时候，过去掌握着“权威”的父母，却开始垂垂老矣，与时代脱节。他们的“落伍”甚至“顽固”或许会带来新的冲突，而这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子女可以决定，是将矛盾升级，还是用体谅和理解来舒缓矛盾。 无论如何，所谓的“父母皆祸害”，绝不表示所有的父母真的都是“祸害”。但是，所有的父母都是有缺点的，子女不必把“父母”的角色神圣化。把亲子之间的问题开诚布公地拿出来讨论，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在过去的日子里，因为种种原因而撕裂的伤口，终将在时光的舔舐下痊愈。正如报道中所说的，11年来，这个小组的主力军已从当年的70后、80后，变成了90后、00后，明显的身体或精神虐待情况减少了。社会在进步，每一个人也在进步。但如何处理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仍然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中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就让我们怀着这种顾忌，慢慢地去摸索与亲近之人的相处之道吧。(土土绒) 关键词：父母皆祸害,李玩,樊胜美责任编辑：芦静

多部门强力协作方能破解“环境公益诉讼难” 日前， 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各部门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自2015年检察开始以“公益起诉人”的身份，提起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诉讼以来，各级检察已经越来越成为奋战在环境治理司法 线的主要力量，成效十分显著，但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公益诉讼难”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将阻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实现。 “公益诉讼难”，首先难在诉讼主体上。当前我国在公益诉讼主体的选择上，采用“有限主义”政策，即一般由检察或地方政府提起公益诉讼，而其他或团体和个人尚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与其说是适格的诉讼人，还不如说是积极的牵头人。这是因为，检察固然在刑事司法方面专业人才多且经验丰富，但在以民事诉讼为性质的公益诉讼中，检察或政府部门还需要多方的专业支持，否则往往会在专业与专才方面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无法向被告方发起有力的诉讼和庭辩攻势。 其次，“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管辖确定难上。检察的设置一般是依行政区划按级而立，但环境污染案件的影响范围却可能是跨区域、跨部门的。如一只青蛙在水里，问题归水利或水产部门管辖；跳到水田里，归农业部门管辖；跳到道路上，由交通部门管理； 到了饭碗里，则归食品和卫生监督部门管辖。环境公益诉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哪个相关部门不配合，公益诉讼这张牌就打不起来。 “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调查取证难上。无论是普通民事诉讼，还是公益诉讼，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调查取证是审前必做好做足的功课。然而，环境污染案件中，除了因管辖交错而导致调查取证难之外，环境污染案件本身的调查取证也比普通的民事诉讼难度要大。此外，一些法规之间相互“打架”，和地方保护主义作崇，也往往使公益诉讼难以有效维权。 为关键的是，“公益诉讼难”，尤其表现在测定环境损害的“鉴定难”上。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少、费用高、周期长，已经成为公益诉讼开展的不利因素。若鉴定这一环节不通畅，费时、费力、费钱，对打赢公益诉讼仗、获得相应损失赔偿会构成不小的阻碍。因此，应对此合理作出一些安排，如免交或缓交鉴定费， 由败诉方承担等。但这样安排，还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 总之，公益诉讼就是“社会诉讼”，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均应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只有检察牵好头，相关部门配合好，才会形成强大的公益诉讼力量，有力遏止各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和静钧） 关键词：责任编辑：蔡洪坡